另一类是为规范利害关系人有序参与行政程序而设定的程序，如提出申请、提供资料、遵循期限、缴纳费用等。

序言部分对坚持党的领导的叙述只是一种"开场白"式的，即主要是通过叙说胜利而宣示的，而到了总纲部分叙述则改变为断语式的、结论式的了："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人民在宪法中可能被宣布为一切权力的来源和所有者，但它又需要代言人对之做出身份上的确认，文本外的话语决定者与文本内的主权者的分离，是七五宪法的突出特色。

一边是卑下的历史词汇："自力更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革命委员会"、"党的一元化领导".两者价值的高低、质量的优劣对任何一个"现在"的"我们"来讲是不言自明的。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有机整体。那为什么文本还把全国人大的性质表述为"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呢？从修辞学上讲，语词的省略与否虽然并不影响句子的理解，但其语义会有细微差异。毕竟"我们"与"人民"是两个词汇，两者既有重合的部分也存有语义上的细微差别。"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同样，更具优越性的文本也不可能对正统性的维护漠不关心。1954年宪法文本凸显的是宪法的国家性而不是党性，七五宪法强调的是党性而不是国家性。它意味着，一个授权规范可能同时也是一条设定责任的规范。

其中，因为检验人员有着更广泛的权力(比如，参与风险监测和评估)，所以，因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因出具虚假检验报告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受到开除处分的食品检验机构人员，终身不得从事食品检验工作。因此，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责任包括事先、事中和事后三个方面，体现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全过程。造成严重后果的，其主要负责人还应当引咎辞职。[12]See Wesley Newcomb Hohfeld,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23, No.1(Nov., 1913), p.30. [13]《基本法律概念》(张书友编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disability被译为无权力，进而达成了权利视角下的形式对称(权利，无权利。

而且，惩罚性赔偿不一定建立在消费者有实际损失的前提下，即使消费者购买后尚未食用违法的食品，仍可要求生产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食品生产经营者因生产经营不安全食品给消费者带来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食品安全标准，无论是否给消费者造成损害，均应承担行政责任，监管部门有权进行行政处罚。特权(privilege)，无权利(no-right)。[42]参见《食品安全法》第44条第1、3款。如果不存在规范，则无所谓责任，但即便不存在规范，依然可以主张权利。

(4)信息共享、风险警示和风险交流。消费主体隐含责任的开放性和复杂性，构成了消费主体权利的开放性和多样性的基础，并进而为《食品安全法》的完善提供了空间。《食品安全法》用三章(即第四、五、六章)的篇幅详细规定了食品生产经营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要求，包括：(1)食品生产经营者从事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使用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以及食品的贮存、运输、装卸等的一般规定。如果未能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则构成违法。

[50]参见《食品安全法》第63条。[15]霍菲尔德认为法律关系上的自由(liberty)话语实际上指的就是特权，因此，在霍菲尔德的语境中，两个词可以相互替代。

为防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国家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根据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或者高于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的水准制定企业的内部规则，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控制。[63]我国《食品安全法》用一章(即第二章)的内容规定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的相关事项，其中属于政府监管责任的包括：(1)制定、调整、实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

因为在每一个权利背后，依照霍菲尔德的概念界分，都存在一个或一组隐含义务，这便是权利的多样性和每一种权利所隐含的义务的多样性。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先行赔付，不得推诿。我国的食品行政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食品生产经营的职业许可。[95]参见[美]卡尔•威尔曼：《真正的权利》，刘振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3页。[20]只不过，罗斯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显见一词所表达的，是来自于道德情感的表象，[21]体现了人们对义务的追求，因此，显见义务并非义务本身。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食品安全标准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约束程度不同。

这样一个定位带来的便是政府的全面出席，而且，只以监管的角色出席。于是，从规范的角度出发，义务和课责都是由规范设定的必然结果，且某一规范和二者的对应关系取决于这一规范在整个规范体系中的位置，而并非截然二分，因此，责任一词才可以包含二者。

由此，责任分配具有两个侧重点，并不必然意味着全面控制的监管模式有转化的可能。以及规定责任承担后果的规范。

根据霍菲尔德的区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一种相关关系，然而，隐含在权利背后的义务不仅包括相关关系下的对应义务，同时还至少包含相关义务、新义务和补充义务。[66]参见《食品安全法》第30条。

这属于惩罚性赔偿，其目的在于惩罚和阻止一些特定的行为，特别是故意违法的行为。[34]《食品安全法》第35条第1款。[24]参加[美]卡尔•威尔曼：《真正的权利》，刘振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75-309页。其中，风险管理作为《食品安全法》的独立一章，而预防和社会共治更多是一种原则性规定，于是，全程控制才是《食品安全法》的重中之重，具体的法律条文分布也印证了这一点。

[26]参见[美]卡尔•威尔曼：《真正的权利》，刘振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82-309页。因此，在划定法律责任类型之时，并没有进一步区分消费者、媒体、中立第三方的必要。

尽管一个法律规范设定的法律责任可以是法律义务也可以是法律课责，但是，作为由多个法律规范共同构成的法律规范系统(小至法律文件，大至法律体系)却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义务，而必须包含法律课责。[87]参见《食品安全法》第10条。

针对违反上述法定义务的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设定了三个方面的法律课责： (1)民事责任。如此的例子很多，在此不予以进一步的讨论，而只是借以展示消费者主体隐含责任的复杂性。

《食品安全法》10条明确了新闻媒体在食品安全方面应当承担的两项社会责任：一是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公益宣传。[45]参见《食品安全法》第49条第2款。根据《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涉及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的犯罪主要有六种：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另一是，政府监管角色的定位。

[14]为了区分广义的权利和狭义的权利，霍菲尔德认为狭义权利的最佳表述或许是请求(claim)，因此，在霍菲尔德的语境中，两个词可以相互替代。[51]参见《食品安全法》第33条第1款第(3)项。

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补偿性赔偿遵循的是填平原则，使受害者一方恢复到受损之前的状态。

彭亚拉：《论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载《食品工业科技》2014年第2期。[88]参见《食品安全法》第11条。